向左走，向右走？

　　美联储面临两个明显的威胁：一是中期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是短期市场恐慌，银行和投资者收紧信贷，导致依赖短期借贷的银行和其他机构资金匮乏。

　　为缓解眼下的危机，美联储已经在利用“贴现窗口”增加信贷供给。窗口贴现是美联储履行其最终借款人职能的一种手段，亦即银行家在危机时最后的救命稻草。

　　除“最后借款人”外，法律明文规定，美联储还有两项正式使命：最大限度地提升就业并遏制经济衰退，及保持稳定的购买力。对于后一项使命的通俗解释就是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这似乎暗示着美联储有超越经济本身的巨大调控能力，而格林斯潘也一直用他那种高深莫测的讲话方式强化这一暗示。正如伯南克所说，公众似乎对美联储的作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实际上，美联储几乎对所有经济行为，从提高生产力、提高教育水平到商品价格走势等等，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

　　美联储能做的主要就是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你可以把政府想象成强手棋(Monopoly)游戏中的银行家。正常情况下，玩家每通关一次可以得到200美元，但商业不景气时，美联储可以给经济一个推力，类似于将200美元提高到300美元；或者，如果那些小绿房子和红色旅馆的的价格涨得太快，就少拿出些钱来。

　　当然，美联储并不是真的分发货币，它所使用的货币杠杆叫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能通过法令形式“规定”联邦基金利率，因此当委员会想要降低利率的时候，就会指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放贷给主要经销商，后者用所持有的国债作抵押。相反地，要收紧利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会借入资金。这种调节流动性供给的权力是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独享的。如果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借贷，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没有净变化。只有中央银行，即美联储可以印制新的货币。

　　联邦基金利率并不直接影响汽车贷款利率或杠杆收购或任何其他东西。但联邦基金利率放松时，市场就得到信号：联储在增加流动性，而银行应对流动性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钱贷出去。一个有活力的银行体系应该像一颗健康的心脏一样，不断向经济注入信贷资金。

　　在沃尔克时代，美联储的政策传导手段就是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的办法，直到整个银行准备金和支票帐户(即通常所谓的“货币供给”)的余额达到预期为止。但随着金融系统的创新，比如经纪账户的出现令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计算货币供应量也变得异常困难。

　　因此，格林斯潘改变了美联储的调控手段。目前的美联储只做一件事，就是调控利率。假如美联储希望放松利率，他就会增加流动性，直到银行做出降低隔夜贷款利率反应，并到达理想的标志为止。

　　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中，格林斯潘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1％，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提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低迷的美国经济。然而，格林斯潘的降息措施极大地刺激了住宅产业的发展，造成新的泡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简称ARMs)取决于短期利率，较低的利率为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爆炸式发展铺平了道路，而近期市场上普遍拖欠的就是这种贷款。

　　随着对住房抵押贷款需求不断增加，银行开始从事一些很可疑的业务，如在没有确认借款人收入情况下即发放贷款。作为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之一，美联储曾警告信贷审核的标准已经太松，但格林斯潘没有理会这些警告，于是这种高风险的投机性信贷依然持续，到伯南克任期的第一年达到了顶峰。因此,可以说正是美联储在其两项主要职能——即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上的失职，为眼下这场危机“贡献”了力量。但伯南克并不完全认同人们对美联储的这种批评，部分原因在于，他坚持认为次贷风波的始作俑者不止美联储一家，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作为学者，他对公众这种“事后诸葛”式的评论颇为不屑。

　　“执教”美联储

　　在治理美联储时，伯南克表现出他的“学院派”风格。在利率政策问题上，他非常民主地赋予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充足的话语权。但尽管这种学院派风格在领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时颇为奏效，前联储副主席、伯南克在普林斯顿的同事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认为，当美国经济处于艰难时世时，联储主席应表现得更加强势、果敢。

　　格林斯潘“沙皇”式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伯南克周围。格林斯潘要求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在危急时刻与美联储保持绝对一致，而伯南克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尤为尴尬的是，他正饱受来自委员会内部的挑战。2007年10月，一位委员会成员投票反对伯南克的降息决定，12月，又有一位委员表示反对伯南克，认为降息幅度应比伯南克主张的幅度更大。

　　在伯南克治下，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可以各抒己见了，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自由言论听起来难免不甚和谐。来自费城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要求出台更加“鹰派”的政策，而来自波士顿的声音则更加倾向于“鸽派”——用美联储的说法，鹰派希望紧缩利率，而鸽派则希望放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被各种不同的声音彻底搞糊涂了。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Bruce Kasman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有好几次市场对美联储的声音“失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则坦诚，他担心如果这种“民主”精神继续扩大，美联储的声誉将受损，甚至可能因此丧失领导力。

　　但另一方面，伯南克已成功地将这个团队整合在一起。委员会的成员非常尊敬他，而他们的不同声音正是伯南克最大的力量源泉。“他非常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并从这些观点中总结出自己的看法，”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委员会中的鹰派之一Charles Plosser说。“他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总结，然后得出最终的结论。”

　　出任联储主席后，伯南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美联储更加透明。现在，美联储更频繁、也更详尽地报道经济形势。但他也知道，“透明”是一把双刃剑。2006年2月在国会作证后几个月，在白宫举行的年度记者晚宴上，他告诉全国广播公司亚太财经频道(CNBC)主播Maria Bartiromo说，市场曲解了他在国会的证词，以为他是 “鸽派”。这一评论一经报道，股市和债市应声大跌。从那之后，这位主席说话更加谨慎，即使对方是他的朋友。

　　伯南克还发现，即使与公众进行普通的交流也充满陷阱。近年来，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种期货合同，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结果，就像拉斯维加斯的庄家们投注超级杯(Super Bow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总决赛)一样。期货合同投资者仔细揣摩美联储理事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用自己的钱投票表决，因此，委员会要么满足投资者的期望，要么冒市场崩溃的风险。其结果就像大家都置身于一间挂满镜子的大厅里，光怪陆离，不知道哪些映像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象。尽管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均否认自己有义务去理会这一所谓“联邦基金期货”，但是没有人否认其影响。“人们过分强调所谓联储内幕，”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Fisher满腹牢骚地说。“他们想把我们放到桌子上，切开来看个清楚。”

　　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有8次定期会议。在会议前一周，委员们会收到一本“绿皮书”，上面有全体成员的经济展望及一本“蓝皮书”，上面列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理事们一般都知道主席的看法。但是各联邦银行行长休会期间一般不交换意见，所以即使到达华盛顿后，对伯南克的想法还不甚了了。在会议室里，所有人围坐在一张厚重的、长达27英尺的洪都拉斯桃花心木桌子旁边。该会议室与主席的办公室相连。上午8：30，会议室安静下来，侧门打开，伯南克走了进来。

　　简单通报情况后，每位委员都要详细阐述自己对经济的看法，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研讨会一样，而伯南克上任后的会议记录也要比格林斯潘在任时的长得多。银行行长们就全国各地经济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而理事们则倾向于向伯南克的看法靠拢。在格林斯潘时代，通常是主席首先宣读自己冗长的专题论文，发表对经济形势的展望，提出政策建议。虽然之后每位委员也都有机会发言，但是迫于这位“大师”的压力，大家一般会表示同意。现在不同了，伯南克最后才说出自己的看法。

　　委员会还商议学术公式。通过这些公式，再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其他经济指标，从理论上得到“正确的”联邦基金利率。这些公式中最著名的叫“泰勒规则”(Taylor Rule)，用它预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策正确率达85％。伯南克开玩笑说，他可以被电脑取代了——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精进的确减少了他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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