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到1999年年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们坐视股市泡沫膨胀于不顾。后来梅耶遇到前同事曾开玩笑：“我实在太嫉妒你们了，你们好像就是在重新经历90年代下半期的局面，也许这次不会出差错。”

　　但格林斯潘并没有从危机中吸取教训。2004年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股市泡沫又卷土重来，格林斯潘依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它的破灭。

　　也许被披上“魔法师长袍”的格林斯潘在面对“后通货膨胀”难题时，实际上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一贯认为最终确定泡沫存在的方法唯有等泡沫完全显现，货币政策只能用于挽救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

　　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彼得·哈契也认为：“传统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货膨胀已经大部分被压制住了，而且应对它的方法我们早就非常熟悉并已通过实践检验；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却是个新事物，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并且对于如何应付它还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措施。”

　　更何况在正统的美国中央银行家看来，治理一个正在膨胀的泡沫，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法定职责。美联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保持物价稳定、打击通货膨胀。而当时通货膨胀远低于FOMC的隐性目标。“没有哪个中央银行家愿意冒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哪怕是最温和的通货紧缩。”梅耶说。

　　最近一次通货紧缩留下的恐惧历历在目。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9·１1”接踵而来，3年间美国至少有230万人失业，经济平均增长率相对于前3年的4.1％，每年只有1.9％。2003年6月3日，格林斯潘主席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货币会议上明确地提到了通货紧缩，而且至少提了11次，震撼了市场。

　　格林斯潘“不作为”的背后，也许还有向现实环境的妥协。

　　美联储的使命本来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远离选举周期所带来的短期政治压力，扮演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及国会通过立法干预市场互相制衡的角色。

　　然而瑞银证券董事总经理张宁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格林斯潘可以不理会某个政客的影响，但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不可能在所有人热热闹闹赚钱的时候，让自己出手捅破泡沫，从而招致公众强烈的抗议和下台风险。何况他对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把握。”

　　彼得·哈契说：“格林斯潘是一个杰出的人，但缺乏一些领导能力和勇气，这使他没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别无选择

　　张宁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美国在过去100年中，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繁荣时代：1917年—1929年；1946年—1965年；1980年至今。每一轮大增长，都是在一次大危机之后。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7年的大周期中多次小危机的一个终结点，有其深刻的国际金融政治背景。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通过将美元与石油进行捆绑，确保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清算货币和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增长繁荣的基础：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作为信用的“借钱消费”模式。而贸易盈余国为了寻求货币的保值增值，也愿意把钱借给美国。大量过剩资金在哪里推得最远，哪个地方的泡沫就最容易破裂，这一次是集中到了美国房地产业。由于信用高度膨胀和金融创新，资本金被放大了几十倍，造成高杠杆的体系。而中国的廉价商品部分造成了美国虽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却没有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以至于美联储迟迟未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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