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心态
1996年的那个深夜,格林斯潘冗长的演讲刚刚结束,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与他展开了讨论。斯蒂格利茨是当时少数几个真正领会演讲内容的听众之一。他在2003年的回忆录《咆哮的90年代》中写道:“随后……什么也没发生。”他追问道:“格林斯潘究竟做了什么﹖如果他认为股票价格将要失控——如果他担心泡沫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他为什么不继续前进﹖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巴特拉告诉《新民周刊》:美联储主席必须同时面对总统和国会,这两方面有太大的差异,常常有不可协调的矛盾和利益。中央银行还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抵制政要的影响,否则金融市场特别是华尔街的交易员就会失去信心。从本质上看,华尔街——大交易商、大银行、大基金和保险公司,它们讨厌通货膨胀;同时,在位的政治家,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再次当选而奋斗的总统,则深深憎恶高失业率。短期内,这两个目标经常会相互冲突。基于上述这些原因,美联储主席一直宣扬他们独立于各种势力之外,不多话饶舌,不见风使舵。
然而,由于美联储主席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因此,要想坐稳“经济沙皇”的宝座,必须得适时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1976年,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卡特,格林斯潘也失去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他意识到要保持身居高位的唯一出路就是与总统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政治家的友谊是满足他权力欲望的途径。所以他开始对政治家表现出友好态度,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一位观察家评论道:“格林斯潘所具备的一些品质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也正是这些品质使他变成一个失败的中央银行家。”他选择的往往是自己认为精明的政策,而不是明智的政策。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克莱夫·克鲁克说,格林斯潘的变化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好像“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格林斯潘”。他认为“第一个”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1996年掌控美联储,“这时的格林斯潘是一个稳健、目光远大和明智的人”,而“第二个”格林斯潘是1996年以后的,“像一个赌徒,完全靠人类的本能工作”。
经济学家韦斯伯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是美国国会一名议员的助手,他回忆起一次对美联储主席的征询会议。会议开始前,几乎每一位议员助手都告诉他,自己的上司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韦斯伯里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在格林斯潘面前很惶恐。而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的政客——他们会笑眯眯地将钉子插入你眼中。”
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讲师肯·托马斯曾经研究了格林斯潘从1996年到2004年上半年的日记。他发现格林斯潘在政治会议上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1996年他与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了95次私人会议,平均每周1.8次。到了2004年,每周达到了3.9次。格林斯潘与白宫成员举行会议的次数也直线上升。克林顿在任期间他只是每月参加一次白宫的会议,到了2001年布什接任总统,数字逐渐上升,2004年达到了52次。托马斯说:“他(格林斯潘)是华盛顿最政治化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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